室外的陽光炙人，35度的高溫讓作響的電風扇也在抱怨東台灣的炎熱。我和美瑗姐正對台灣的早療十二年的效果有著諸多感嘆。舒安離開後，美瑗將更多的時間投入早療的工作，做的工作愈多、投入的心力愈大，在這工作領域中，總是會帶來更大的感慨。早療，「有效」嗎？十二年的期間，我們看到台灣的父母們已經更能注意到自己孩子的發展，對於「遲緩」開始有比較開放的態度，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也開始有正式的配套措施。我們看到孩子有更多的方向去「進步」，有愈來愈多的專業去形成孩子更多進步的方向，父母可以尋求的方式與管道，的確有個很了不起的進展。
但是，我們服務的家庭，有比較「不苦」嗎？我和美瑗姐都無法肯定的點下我們的頭。
十二年，我第一批治療的孩子已經到了青少年的年紀，這些孩子，在從兒童發展的診斷中轉換到了精神疾病的診斷。因此，很多孩子開始有了不同的鑑定，小時候吃過動與注意力集中的藥物，長大吃控制憂鬱與焦慮的藥物，甚至被精神分裂幻聽幻想的藥物所控制。每聽到一個案例，我總誠心祈禱我服務過的孩子不會被被這些副作用比控制效果還劇烈的藥物所宰制。當可以知道過去孩子的近況時，我也總會覺察到自己對於深入瞭解的抗拒，因為我怕會難過。
十二年，台灣的醫院仍然拒絕提供更高品質的療育情境，在健保的畸形體制下，醫院的心理工作者拼命的標示出「發展遲緩」的孩子，但是卻從沒有讓療育的服務、品質、環境而有所提升。因為衡鑑一個孩子健保所能給付的費用，遠遠高於實質的治療。畸形的結構，帶給心理工作者的是從未有的倫理思考，所以台灣的心理師沒有被教導過，每標示一個人次的「遲緩」，他就為台灣社會帶來了一個「療育」的需求，他自己就有了一個人次的「責任」要為這個療育的需求負責。
所以，十二年過了，當我們進入家庭工作時，看到的仍然是受苦的容顏。一輪年過去了，家長可能有更多的方向，可是無法消化不同專業的「異邦」言語，帶著焦慮，這些家長仍然無法看到自己家的未來。
我們所嘆息的，是家庭的苦，被隔離在專業的圍牆之外。專業告訴一個家庭要如何如何做，但是，專業卻從來沒有形成去聆聽家庭之苦的空間與自覺。所以家長進步了，專業聽不到苦，卻讓自己停滯不前。
我們嘆息的，是開放的早療「市場」造成的專業傲慢。
所以，在這個活動，我們想做的是一個心理工作者的「微革命」，從美瑗姐的生命經驗與早療歲月，用一個簡單而動心的儀式，從一位母親的眼光，重新去形成助人工作最原點的思考。因此，當回到自己的專業工作中，因此會有一個願意聆聽的眼睛與心情，將自己的「專業」暫時的放下。這是我們希望能和大家共享的真心禮物。
記於往花蓮的火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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