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珺予到圖書館還書。
還完書走出圖書館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全盲的盲者。盲者用柺杖探路，而圖書館的門是紅外線感應的，感應不到柺杖，門閤起，就要夾到了盲者。我和珺予趕快把門擋著，圖書館的守衛也趕快參扶著盲者進入大廳。
盲者問：「我在哪裡？」
守衛是個女孩，說：「您在中央圖書館」
「噢，我在這裡啊！我以為我在....」盲者笑著回應著。
而知道守衛可以幫助盲者之後，我們放心的離開了圖書館。
我想像著盲者在這個城市的漫步。是什麼，可以讓他這麼的放心將他自己置入這全然黑暗的地圖裡？是什麼，可以讓他這麼放心的把他自己，交給了全然陌生的人群？
在愛丁堡，常常可以看到老人、盲者、肢體殘障、與心智遲緩的人走在路上。那是一個和台灣很不同的景象，老人總有人參扶著；肢體殘障的人過馬路，車子總願意停下來讓他們安全的走過；路上常看到唐式症的患者穿著西裝獨立的上下班；重度的心智患者，總有著微笑的社工，帶他們去有陽光的花園散步。
每看到這些景象總有些感慨，可能受到指導教授地理學知識的影響，總會思考著：我們的國家給了弱勢什麼樣的「放置」空間？我們的福利政策給了他們什麼樣的「位置」與「通路」讓他們可以從把自己的「失能」連結到社會人群的「功能」。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裡，人可以有良善的本質，可是卻如同盲者一般，搆不到這些張著手的弱勢人們？
回答這個問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馬路旁呼嘯而過的喇叭聲。又是一個沈重的答案。
「盲」在生理上，可能是失去視力的功能；在心理上，是想去一個地方去不得的情緒；在社會上，是無法尋得求助對象以確定自己的方向。悲哀的是，我們常常看到了盲者生理的失能，就停止去看到我們在心理與社會所可以擁有的幫助。
張著眼，心卻盲了。我們和盲者竟有著如此相對的相似之處。
我們的社會，什麼時候可以從「心」發展出守護的力量？我質問著，也等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