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盲....人？

今天，和珺予到圖書館還書。

還完書走出圖書館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全盲的盲者。盲者用柺杖探路，而圖書館的門是紅外線感應的，感應不到柺杖，門閤起，就要夾到了盲者。我和珺予趕快把門擋著，圖書館的守衛也趕快參扶著盲者進入大廳。

盲者問：「我在哪裡？」

守衛是個女孩，說：「您在中央圖書館」

「噢，我在這裡啊！我以為我在....」盲者笑著回應著。

而知道守衛可以幫助盲者之後，我們放心的離開了圖書館。

我想像著盲者在這個城市的漫步。是什麼，可以讓他這麼的放心將他自己置入這全然黑暗的地圖裡？是什麼，可以讓他這麼放心的把他自己，交給了全然陌生的人群？

在愛丁堡，常常可以看到老人、盲者、肢體殘障、與心智遲緩的人走在路上。那是一個和台灣很不同的景象，老人總有人參扶著；肢體殘障的人過馬路，車子總願意停下來讓他們安全的走過；路上常看到唐式症的患者穿著西裝獨立的上下班；重度的心智患者，總有著微笑的社工，帶他們去有陽光的花園散步。

每看到這些景象總有些感慨，可能受到指導教授地理學知識的影響，總會思考著：我們的國家給了弱勢什麼樣的「放置」空間？我們的福利政策給了他們什麼樣的「位置」與「通路」讓他們可以從把自己的「失能」連結到社會人群的「功能」。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裡，人可以有良善的本質，可是卻如同盲者一般，搆不到這些張著手的弱勢人們？

回答這個問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馬路旁呼嘯而過的喇叭聲。又是一個沈重的答案。

「盲」在生理上，可能是失去視力的功能；在心理上，是想去一個地方去不得的情緒；在社會上，是無法尋得求助對象以確定自己的方向。悲哀的是，我們常常看到了盲者生理的失能，就停止去看到我們在心理與社會所可以擁有的幫助。

張著眼，心卻盲了。我們和盲者竟有著如此相對的相似之處。

我們的社會，什麼時候可以從「心」發展出守護的力量？我質問著，也等待著。

斯里蘭卡新聞有感

在這裡一起打太極拳的好朋友Adrian曾經在斯里蘭卡住過半年的時間，對於40歲的他，那是他一生中心情最平靜的時候。他享受在那裡和人的互動，他住在一個佛教地區，人們向彼此道別時，眼睛會閉起來雙手合十的微微鞠躬。他說，每次雙手合十和人道別時，總接收得到斯里蘭卡的人們那非西方國家的謙卑內在所帶來的美好。

他和房東的小孩相處的很好，小孩們總圍著他吵的打板球，那是英國最代表性的運動。

今天注意了新聞的報導，斯里蘭卡的內戰，在三個月內已經造成了6500人的死亡。當初英國的殖民，為了管理，造成了族群階級的差異。去殖民化之後，既得利益族群與被壓制的族群形成了對立的組織，被壓制的族群累積了數十年的不平等，形成了反政府的「叛」軍，也就是所謂的「恐怖」組織。而這些組織為了求生存，藉著分化種族與鼓吹仇恨的方式鞏固了自己的領導權力，可是卻也造成了屠殺、歧視、壓制等合理化的行為。

新聞往往站在「now」的觀點，塑造他們的邪惡，可是，在報導的同時，卻增加了這個「邪惡」論述的發展。原先的不平等，在先天資源不足與弱肉強食的環境下，形成了仇恨；媒體報導了仇恨的現實卻忽視了他們過去所經歷苦的歷史，於是又增加了不平等，於是乎仇恨更被強化與合理化。

我們現在的世界，有停止這樣的力量被發展的能力嗎？我悲觀的觀察著。

斯里蘭卡和台灣一樣是個島國，而更悲觀的是，同樣的歷史，好像也正在台灣不可逆的被發展著。

我想起在英國第一次知道盧安達事件，那是在我大學時候，在非洲一樣被仇恨所引發的大屠殺事件，在十天之內造成整個盧安達約八十萬人的死亡。八十萬人，而我在台灣正歷經台灣歷史最富有的時期，身為知識青年，卻對這件事一無所知。想到了我所受的人文教育，對人的關懷，對世界的看待方式，原來如此狹隘的被限制著。與其對八十萬人死亡所造成的驚駭，我更恐慌的是，台灣的政治與教育環境，竟能對這樣的事件置身事外。

我們對世界有什麼責任？這問題其實太過巨大，不過，斯里蘭卡6500人死亡的新聞，今天只存在於網路的一個小角落，明天，就可能會被某個明星的花邊新聞給掩蓋。今天如果沒有人注意，可能明天以後就不會有人在知道這三個月裡，世界少了六千五百個生命。

我能做的，是用這篇文章與我的回應，哀悼與見證這個網路一角落的文字、那今天存在而明天即將消失的生命。

＠有關斯里蘭卡內戰的新聞

斯里蘭卡內戰接近尾聲　3個月近6500名平民死亡

叛軍高官投降　斯里蘭卡內戰　18萬難民逃離家園

那日下午的攝影之二

在網路上幫珺予買了一台超便宜全新的單眼相機後，看看手中已經用了三年的相機。其實也開始心動了。手上這台Minolta A200，是單眼可換鏡的相機還沒推出前最好的機子。對焦準確快速，色澤對比也都不會失真，也總能拍出我想要的畫面。雖然總是興起想換單眼機的念頭，可是每當照片一照出來，在大螢幕或是相片上觀看的時候，就打消了買新機的念頭了。相機，用習慣了，就能拍出有感情的照片。

不過珺予拿到Pentax名器K-m可是超珍惜的，同時也磨刀霍霍的向眾好友宣誓，她將立志朝生活攝影家的方向前進。所以，我們就開始了每週一次的攝影課，我教他構圖與攝影原理，讓她可以上手她的寶貝相機。每個週的週末，我們兩人各自帶著我們的大砲，一邊散步，一邊注意身邊流動過的美好事物，一邊用相機記錄我們的生活；晚上，再一起分享我們的相片。

平平凡凡輕輕鬆鬆的，讓生活的美好可以讓兩個人一起記錄，是一件幸福的事。

今天，我們在散步去了皇家植物園Botanic Garden，春天讓花園的植物開的美不勝收，我也隨手拍下了今天的心情。

一個下午的攝影

交給老師我的論文大綱，繃緊的心情整個放下。等待下次的會談，論文進度就可以加速前進。

那天下午，和珺予帶著她的新相機，順著愛丁堡的水路，沿路拍著春天的痕跡。而拍下的照片，是我在那天與春天的對話。

牆上的塗鴉，在今天的光影與心情下，傳達出有趣的意境。

我常常在水面的倒影尋找梵谷流動的心情。

1/2000的快門，可以讓讓閃耀的波光變成繁天星斗。

我也喜歡模糊的光影，從模糊之中，往往可以和看照片的人開始有著照片的對話。

倫理審查會議

今年督導了三個碩士班學生的論文寫作。

督導學生是一個享受的過程，三個學生各有各自的人生經驗，他們的經驗裡頭有著各自的精彩。而做論文督導像是細心的經營一個互相給予的關係，我給出我的真誠回應，我也充滿感激的接受學生的信任，也探索著這個信任關係所帶給我的學習。站在督導的角色，我試著幫助學生把生命的精彩放入論文的書寫過程之中，站在自我的角色，我享受著去理解一個人的過程。那是一種相互的陪伴，我試著平衡我所擁有的權力，試著從聽故事的人的興趣為出發點，讓我的學生能說自己的故事，能傳達給他人生命的精彩。這是從我的兩位指導老師所帶給我的細緻陪伴中，所學習到的，也可以教給我的指導學生的重要價值。

學生提了論文計畫，系上也開了倫理審查委員會。每個學生的督導都是審查委員，今天早上，聚在一起討論每個學生的研究計畫裡對於研究倫理的考量。

在台灣的教育環境裡，「倫理審查」可能會是一個充滿批判的過程，去找到學生想法的不成熟，然後去結論出一些「失敗」的研究計畫。可是我卻經歷了一個完全和刻板印象相反的歷程，當每個論文督導報告著學生的研究計畫時，其他的督導不時的會發出讚嘆的聲音，對於學生的創意與思考的縝密度表示讚許。這個審查，在看到學生的「好」與「不夠好」，然後去找到學生「可以更好」的建議。

而對於研究倫理的檢視，則是從「能不能保護自己」作為出發點，考慮的是每個研究者和研究對象所發展的關係。那是一個充滿愛心呵護的討論，有些學生通過了，有些學生沒有通過。沒有通過的學生，會有個完整充滿正向語言的建議書。那樣的建議書裡，通常，是去鼓勵學生有著更多對自我的觀視與照顧。

能在這樣的環境學習，真的是好幾輩子才能修來的幸福...

鄉愁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給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那信一樣的雪花白
那家信的等待是鄉愁的等待 給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給我一朵臘梅香呀臘梅香 那母親一樣的臘梅香
那母親的芬芳是鄉土的芬芳 給我一朵臘梅香呀臘梅香


<之一>
1997年，夏。因為好友奕宏而選修了現代詩的課，我帶著興趣與心理分析的知識，在課堂上得到了許多的成就感。自此，愛上了席慕容、鄭愁予、洛夫、余光中，在甫成年的青春年華裡，我找到了另外的情緒抒發方式，走過了短短的，寫詩的浪漫時光。

<之二>
2009年，春。在愛丁堡不定的天氣裡看連續劇光陰的故事，那呼喚童年經驗的美好讓看著連續劇的笑聲累積了鄉愁的重量。羅大佑是我童年傾慕的天才，而現在，那過去的歌聲仍然精準的唱著無法歸家的心情。

<之三>
打了電話回家，短短的和爸爸通了電話，通話聲中，請爸爸照顧自己的身體，多運動。還有還無法說出的承諾：「我快拿到博士了，我快回家了！」

我，還在努力中，還要很多的努力才能讓這個承諾出口。

雪

新聞報導著，今年有著十八年來最大的一場雪，而愛丁堡的積雪也難得的過了四天都還沒消融。

我在跟自己的論文已經到了近身肉搏的階段，龐大的壓力開始影響了身體的週期，像現在，就是已經持續一個禮拜的失眠，三點起床，呆坐在電腦螢幕前，努力對付自己去面對論文寫作的抗拒。

窗外美景是來英國三年從沒見過的，昨天，刻意讓自己走在結凍的人行道上，強迫自己感受自己專注的狀態，將專注強行記憶至自己的身體之中。




而照片，不過是從焦慮中暫時解放的產物。回到座位，電腦與咖啡的空間裡，我也再把焦慮的重量穿回了身上，在鍵盤的重複敲擊聲音、咖啡邊緣的殘漬與滑鼠墊上的餅乾屑定義自己卑微的存在。

行路難

和老師討論完論文，有一種路還很長的感嘆。提醒自己，正走在世俗萬象之中，正學習著與鍛鍊著自己可以堅定的眼神。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之一 入冬，入春

書寫論文的速度跟不上季節的變化，愛丁堡走入了寒冬的春節。和珺予與兩三位同學簡單地用了年夜飯，便繼續走入書堆。現在，仍在跟海德格與葛達美奮戰之中，同時也訓練著自己用不流利的英文書寫自己的理解。

心情一如窗外的景象，窗外一片雪白，空氣清新而澄淨，平靜而死寂。而我的焦慮隱藏在平靜裡，如脈搏般的提醒著我時間的壓力。



之二 Guten Tag！Wie geht's?

開始學自己的第二外語，每週一次的德文課帶給我另外的學習。新的語言，有著我對世界新的想像。


之三 阿拉斯加之死: Into the Wild

和冥想團體的朋友，在上週末，用我那快壽終正寢的14吋筆記型電腦接上陽春喇叭，佐以Papa Johns的Pizza兩枚和紅酒數瓶，六個人縮在沙發前看完了這個電影。

這是我大一時很喜歡的書，西恩潘將文字化成了美麗的畫面與動人的音樂。多年後重新接觸書中的脈絡，我覺察到了我自己的轉變：年少的自己，欣賞著書中少年的勇氣與體驗孤獨的過程。而十年後，看完電影，帶著混和著哀傷與喜悅的平靜，我有了另一個追求孤獨的答案：

孤獨的快樂，需要與人共享，快樂的意義才會存在。


之四 我願無窮

昨天，從每天看的新聞網頁知道聖嚴法師的離去，有著良師遠世的傷感。我從沒見過聖嚴師，也沒皈依佛門，不過，從小，只要電視上有聖嚴法師的談話，我一定會被他吸引，透過畫面學習著人面對生命的坦然。而博士班的論文，以「苦」為主軸，從我所接觸的文化脈絡，我學習著佛家的無我觀。聖嚴師的文字與談話，總是一條指引我思考「苦」的方向。

當疲憊的時候，我會想到以前聖嚴師的廣告，在陽光下他雙手合十向人鞠躬的身影，他說要「發好願」。

新聞網站上有著諸多悼念的文字，每一篇都有著濃濃的敬意與思念。我銘記了「寂滅為樂」與「我願無窮」，將他們放到我的人生實踐裡。

而愛丁堡仍然飄著小雪，呼吸間吐納出白白的霧氣，我雙手合十，敬送聖嚴師。

我的指導老師

我在英國最幸運的事，就是遇見我的兩位指導老師。

主要的指導老師，著作等身，是站在世界頂峰的地理學家與女性主義學家。除了地理系教授之外，同時也是諮商與心理治療系所的教授。雙教授的身份，在愛丁堡大學是頂尖的研究者。組織蘇格蘭諮商與心理治療協會的她，現在是愛丁堡大學的社科院長。事務繁重的她，每次回給我的Email永遠都比我寫給他的內容還多；每次和她的Meeting，都聊到超過我們預計的時間；給他的writing，上面永遠是密密麻麻的手寫文字，記載著她閱讀我的文章分享；在我記錯了meeting的時間時，她對我說的話是「I am sorry. You must have waited for a long time.」；在我剛見到她的時候，用著生硬的語言搔著頭髮不好意思的向她說我英文不好，她說，她很難想像她用陌生的語言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人。

我的第二個老師，曾是一個高中英語教師，文學家，精通拉岡學派與客體關係理論的心理分析師。每次和她見面，總是給我一個緊緊的擁抱，總是能聽到我生硬的英文所要表達的東西。對我所寫的文章的回應，即使我的英文表達很粗糙，她也永遠保持著高度的興趣，她的回應有著密密麻麻的分享她閱讀我的文章的感受。我可以隨時找她去喝咖啡，和她的談話總是窩心、溫暖、帶著開心的笑聲。

去年，在meeting結束後，兩位老師告訴我必須考慮我在這裡的生活，不能只是埋首書堆，還要考慮我未來的教學生活，她們微笑的把藏在背後的文件拿出，說我一定要在文件上簽名，不然不能回家。那是一份在系上督導學生的合同。而今年，也開始了督導學生的論文寫作，我有三個指導學生。

最近，我的論文才寫到了「傳承」的概念與中國文化的「師道」，兩位老師用著他們的態度在教我什麼是老師，什麼是支持，什麼是心理治療。在這裡，後現代主義的修業，已經模糊了治療的理論與疆界，對治療師權力的覺察與批判，讓我覺察不到我面對個案的武器與治療心靈的能力，可是取之而來的，我重新學習學到了最核心的對人的尊重與對自己的接納，那是面對一個人的基本態度。

我接收了她們的態度，當我有一天重回我的治療師本位，面對我的同事與學生，我會將這個態度傳承下去，這是我完成這個博士學位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