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兒童精神醫學怎麼了？最近只要有朋友批判一點點精神醫學的權力狀態，提供一些些反思，就來個撲天蓋地的團結大作戰。激進點的說人家是山達基，溫和點的就說不要被山達基利用了。
對於臨床工作者來說，不論山達基的魔力是不是神通廣大，一個專業消失了自己對於權力的覺察與反思，將自己宰制的地位視為理所當然，那才是悲劇。
不會思考的專業也拒絕了自己的進步。更何況精神醫學在它的歷史中，一直站在政治與社會主流迫害的一方。
反精神醫學是不是錯誤，是不是污名？先不要把它與邪教一起放在烏賊的墨汁噴槍中。來談談一個反精神醫療實踐者RD Laing。當時的精神醫療正是科學蓬勃發展的時代，精神病患需要被進行隔離、禁閉、腦葉切除、胰島素昏迷治療等方法。這些治療在現在看來是毫無人道的，但是過去卻是理所當然且無可避免的主流方式。越在高位的精神醫學家，越有著有效的「聖經」期刊文章，並沾沾自喜的去聲稱這些治療的必要性。
Laing問，「誰有權力去聲稱另外一個人瘋癲？難道社會就不瘋狂？」也說，「不去了解絕望，就沒有辦法了解精神分裂！」
過去的非人道處遇已經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這些質疑與堅持正是將精神醫學帶往進步的重要動力。
我們當然可以述說與思考，藥物形成了一種從社會到家庭到教育系統的社會控制，這樣的社會控制，會壓抑了患者的創造性本能，會忽視了這些由醫療到教育周邊生態的錯誤。但這樣的思考型態與脈絡，應當被其視為反省的內化質問，而非把其當成控訴而無節制的反擊。
當ADHD儼然形成了一個主要的兒童精神疾病，重要的，應該是透過省思與批判的位置去對話專業的倫理位置，但是很遺憾，我們看到了一個只要批判就山達基，只要省思就鞏固自己專業神話的某些專家。對此，身為臨床專業工作者，才是應該擔心的。
可以看見受苦，可以理解絕望，絕對優先於看到病態與病徵。至少的至少，這是我對於臨床專業的期待。
而對於戮力捍衛自己專業高度而看清他者的專業者，就你們的行動持續，以仰頭之姿在象牙塔中坐化吧。
